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标志性建筑，如中国的长城、法国的埃菲尔铁塔、希腊的雅典神庙、意大利的罗马斗兽场、埃及的金字塔等。本国人引以为豪，将它们视为民族的符号；外国人看见它们，会自然地联想到其所属的国家。然而，这些建筑成为各自国家的象征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因素共同作用、长期发酵的产物。具体而言，撇开其独特的构造与恢宏的气派，它们之所以能够成为各自民族的象征，不外乎具备三个重要的特征：

　　首先是权力博弈的对象。政权的更迭通常会伴随着对标志性建筑的利用，执政者将之视为自己的权力符号。其次是国家历史的见证。在标志性建筑举办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见证国家的兴衰荣辱和人民的喜怒哀乐。最后是公民教育的空间。除了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象征意涵外，多数标志性建筑还在当下继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被改造成博物馆，陈列历史文物，展览国家宝藏，分享世界瑰宝，举办展览、研讨会、音乐会，接待外国政要与游客。是故，它们成了各个国家进行历史教育、艺术教育、公民教育和国际主义教育不可多得的场所。

　　可见，这些标志性建筑成为连通过去、当下与未来的国家遗产，变成了皮埃尔·诺拉笔下的“记忆之场”。它们不仅仅属于各自的民族，也属于世界。自从哥伦布开辟新航路以来，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政治交往愈加密切，文化交流也更为深入。于是，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拘泥于本民族的一孔之见，以包容、理解和开放的心态拥抱世界其他民族及其创造的政治法律、社会制度、思想观念以及建筑艺术等。也正因为如此，全世界的人都为阿富汗巴米扬大佛的炸毁而痛心疾首，为巴黎圣母院钟楼的火灾而扼腕叹息。

　　三位青年学者详细阐述了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一些标志性建筑所承载的历史内涵及其发挥的现实功用，并深刻揭示了这些国家在如何利用标志性建筑构建自身民族认同的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共性与差别。他们的精彩分析也表明，运用比较的方法，采纳跨学科的方法，将各国标志性建筑置于民族国家建构的视野下考察，是一个有待深入发掘且能结出丰硕成果的重要课题。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世界史系教授刘耀春：三位青年学者围绕标志性建筑进行的对谈，反映了当今史学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史学研究的多样性和跨学科特性。这种多样性首先体现在研究对象的扩展，史学研究的对象不再局限于过去的政治、军事、外交等传统领域，选题更加包罗万象。其次是跨学科研究的兴起。在这方面，我们耳熟能详的法国年鉴学派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例如年鉴学派史家乔治·杜比从社会史的角度重写了中世纪的艺术史，完成了《中世纪的艺术》和《大教堂的年代》，他还主编过一套《欧洲艺术史》。可见，社会史的兴起，使得史学家能够强有力地介入原本属于其他学科的领地，并取得不俗的成绩。同样，史学家可以从社会史的视角研究建筑史，推动建筑史从传统的风格史转向更宽泛的建筑社会史。

　　要理解标志性建筑，就不能只局限于考察它们在审美和材质上的独特性，更重要的是发掘它们所蕴含的特定时代的政治、社会、文化等信息，此类发掘和解读恰恰是历史学家的专长。我们不妨做一个简单的历时性考察。

　　意大利的古罗马斗兽场、万神庙和凯旋门是罗马帝国的象征；法国的圣米歇尔修道院和巴黎圣母院是中世纪宗教虔诚的见证。中世纪盛期意大利城市建造的标志性建筑——主教座堂和市政厅——是这一时期自治城市的政治自信、财富和审美品位的象征。

　　在近代早期（16—18世纪）的欧洲大陆出现了中央集权和官僚制的绝对主义国家，在这些国家里，权力日渐膨胀的国王修建了宣示绝对王权的标志性建筑：王宫。此类建筑最著名的莫过于西班牙的埃斯科里亚尔宫和法国路易十四时期修建的凡尔赛宫，后者成为欧洲各国君王们嫉妒和效仿的对象。

　　在19世纪和20世纪前半期，各个国家展开修建标志性建筑的竞赛，背后的主要动机是帝国主义的野心和民族主义的影响。英国人修建的哥特式的议会大厦，向世人宣示了英国人对大英帝国议会制度的骄傲；法国人借举办世界博览会的机会修建了埃菲尔铁塔，它成为法国人在工业革命时代技术力量的象征；完成政治统一之后的意大利在罗马的卡皮托尔山上修建了“祖国圣坛”，它昭示了一个新国家的诞生和企图重现古罗马帝国荣光的野心。

　　由此可见，不同时期的标志性建筑就是一个民族、国家或地区历史发展的重要风向标。史学家陈寅恪曾说过，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套用其话语，可以说，研究一座标志性建筑就是研究其所在地的整体史，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的综合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