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群是城市发展到成熟阶段的空间组织形式，城市群一体化是高质量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我国的城市群发展正处于重构与变革的新阶段，既要优化城市长期发展基本格局中的“发展常量”，又面临着快速发展与激烈竞争中的“转型变量”。在问题回应与创新探索中，我国城市群发展实践在空间布局、尺度架构和政策集成等方面呈现出新特质、新变量。由此，需要在发展阶段、经济机制、资源配置、发展目标、区域协同等层面同步推动建立美美与共的城市发展样态，实现城市群高质量发展。
一、处理好各城市群发展阶段之间的关系。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进入趋于成熟阶段，京津冀、成渝、长江中游、海峡西岸等11个城市群处于快速发育阶段，黔中、呼包鄂榆、滇中等6个城市群处于雏形发育阶段。 因而，我国城市群在规模等级、发展模式、空间组织以及资源环境承载力上存在较大差异。面对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发展特征的城市群，可以在发挥政策集成效应方面有所区别。
二、处理好市场机制与政府引导之间的关系。推动城市群的发展过程中必须尊重国情、立足实际，遵循城市发展与区域演化的基本规律，既要避免政府过度介入导致城市群发展失衡，也要避免单纯由市场主导城市群发展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累积，要做到市场机制与政府引导的优势互补。
三、处理好城市群中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多目标关系。在城市群发展过程中需要将生态优化放在更为突出的位置上，将城市群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目标统合起来，在经济发展中保护生态环境，在环境保护中实现经济发展。
四、处理好城市群中竞争与合作的关系。在城市群、都市圈以及城市层面，如何实现合理分工、优势互补、各具特色并形成合力，是实现区域资源整合与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都市圈不仅是一个产业合作圈，更是城市间的生活服务圈、资源共享圈。推动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实现共建共享，需要缩小都市圈内发展差距、摒除公共服务“空白区”。
一方面，要加强城市间公共服务资源共享、推动基础设施均衡发展，通过合作办学与远程教育、多层次办医、社会保障制度接轨等方式，加强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共享、缩小中小城市与中心城市的公共服务落差，在降低中心城市公共服务压力的同时，提升中小城市的公共服务能力、人力资源集聚能力、抗风险能力与综合发展能力，从而推动都市圈内各层级城市的均衡发展。
另一方面，要打破区域间的行政壁垒，加强政务服务联通，实现政策协调一致，消除交界地区“无人管”地带，确保都市圈内社会治理一体化必一运动B体育。通过提升治理能力、构建生态环境共治机制，推动对于突发公共事件的及时响应、灾害事件的联防联控、生态环境的协同共治。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确保社会安定、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
与此同时，搭建系统性的协同共治网络，确保权责对等，消除无监督无责任人的治理“空白区”，攻克突发危机防控、灾害事件处理、生态环境治理等区域协作性治理难题，从而推动建设共建共享、共保共治的稳定性都市圈。
城镇化是人口持续向城镇集聚的过程，有助于普及和改善公共服务，提高人民群众的受教育水平和健康水平。然而，当前中国却面临“半城镇化”的突出问题。具体而言，就是大量农村劳动力实际上很难在城市，特别是在大都市持久稳定地生活和工作，并充分享受大城市的公共服务。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就是要从根本上解决过去城镇化质量不高的问题，努力夯实城镇化成果。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的关键是关注在城市中生活的人的福利，特别是关注流动人口是否能够真正享受到城市的各项公共服务。城市公共服务对流动人口具有较强吸引力，公共服务水平是影响流动人口迁移和融入城市的重要因素，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就是要实现公共服务的全覆盖。
进一步推动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实现流动人口市民化，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为此，除了要建立教育、医疗协同发展体系，形成公共服务跨区域优化配置机制外，还应对流动人口进一步开放城市公共服务，特别是教育资源。在这一过程中，应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如线上云平台等促使中心城市优良医疗、教育资源和公共服务向周边城市居民辐射。
人口及生产要素的流转是城镇联动的主要形式。人口及生产要素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区域流向相对发达区域的现象即“虹吸效应”，反之则为“辐射效应”，这两种效应通常并存于同一区域内。其中，“虹吸效应”对城市群发展具有关键性影响，“虹吸效应”可以提升城市能级，却又容易增加城市系统熵值，诱发“城市病”，还会使城市周边区域因生产要素流失而陷入发展困境。在不同发展阶段，“虹吸效应”对城市发展产生的影响也不同。因此，探讨如何在城市群发展过程中利用和应对“虹吸效应”，对于推动城市群更好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资源配置效率决定生产要素的空间分布，生产要素趋向于流向资源配置效率高的区域。当区域之间的资源配置效率差距过大时，“虹吸效应”便产生了；当资源过度集中致使资源配置效率降低时，“辐射效应”便逐渐增强，“虹吸效应”则相对减弱。因此，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条件下，“虹吸效应”的强度取决于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揭示，资源配置效率取决于交易成本、交易规模、交易内容等。城市市场机制的效能和生产要素质量决定交易成本，市场容量决定交易规模，市场范围决定交易内容。而市场机制是一系列制度安排，市场容量取决于分工水平，市场范围取决于交易内容。由此可知，影响城市“虹吸效应”强度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四个，即营商环境、产业结构、交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供给状况，处理好四者的关系，方可妥善应对“虹吸效应”。
作为新的生产要素和新一代信息技术，大数据在疫情防控与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重要作用更加凸显。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城市将大数据应用在城市规划、城市治理、城市安全、公共服务等各个领域。可以说，基于大数据建立创意与实用兼具的城市保护模式日益重要。
随着城市化和数字技术的发展，城市治理和服务都将迎来层级、模式、对象等多个方向上的变革，风险的突发性和不确定性都将增加。这就需要我们在大数据能力构建方面下功夫。
加强顶层设计，构建城市级的全域数字底座。以应用为导向催化数据深度融合。完善政策法规体系，健全大数据应用环境。
长期以来我国城市群作为全国人口迁移的目的地，聚集了大量的新增常住人口，但是由于流动人口市民化滞后，进入城市的新市民在居住生活条件和上升发展空间上还有较多诉求，从而导致城市群的人力资本积累缓慢，新市民的潜能远远没有得到充分培育和发挥，人口聚集没有带来相应的创造力的同步聚集，导致2010年以来城市群整体对全国经济贡献率的增长水平低于人口聚集的增长速率。
当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经济增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大都市、城市群对流动人口长期不合理管理，导致人力资本积累滞后于物质资本的积累。而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缺乏最为关键的人力资本要素的情况下，规模巨大的富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家群体和高质量的就业队伍自然难以形成。因此，积极推进市民化进程，积累人力资本，是更好发挥城市群要素聚集功能，助力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在发展信息基础设施、工业互联网和平台企业的过程中，利用数字经济的正外部效应、集聚效应、长尾效应、滚雪球效应，能够发挥数字经济的创新红利和智能化红利，有助于向世界展现一个美丽如画、祥和幸福的中国。要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各项红利，应鼓励市场主体在数字化转型中向智能化方向迈进，并构建具有人文关怀的数字经济治理模式。
数字经济的一大特点是让普通大众“上网触云”并使其成为数据的生产者和使用者，他们在提供和使用数据的同时，也可以转化为数据的经营者和服务者。这一特点使得在数字经济时代，人人可提供数据，人人可生产素材，人人可从消费者变成生产者，因此，数字时代的创造者、经营者、服务者犹如破土而出的小草，遍地“生根发芽”，需要各级政府精心呵护。这种呵护应当是对“破土而出”行为的鼓励和肯定，是对“生根发芽”苗头的固土与扶持。通过政府一系列精心呵护、精准扶持的政策举措，为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营造出良好环境。
数字技术和大众化平台相结合，能够快速推动各类数据、信息广泛传播，在降低信息交流成本、缩短信息交流时延的同时，也为各类虚假信息的传播提供了快速通道。因此，各级政府部门需要承担起清理虚假信息、净化网络环境的责任。加之数字经济具有低成本扩张优势，用户形成了路径依赖，使得大众化数字信息平台容易形成自然垄断。平台经营者依靠自身的用户垄断地位，可以通过合法手段操控信息流向、诱导用户决策、排除市场竞争、获取超额利润。各级政府部门也应当对这种行为给予严厉打击，这一方面能够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是打击垄断、保护创新的需要。
建设科技强国、教育强国、文化强国，需要从“破”当前学术评价中的各种“唯”之乱象开始，为“立”符合科学发展规律、契合科研产出规律、促进学术发展、体现学术本质的学术评价体系扫清障碍、奠定基础。既要破除数量、效率崇拜，又要破除人才帽子、学术头衔崇拜，还要破除SCI、核心期刊崇拜。此外，还要警惕学术评价行政化的危害，避免学术评价失却学术味和价值导向错位等。
坚持学术研究规律。知识生产、学术研究、教育教学、人才成长各有特殊规律，学术评价应该遵循科学发展规律、学术研究规律、人才成长规律，坚持科学标准、学术思维、专业要求、系统理念，尊重学科领域、专业门类、岗位序列、成果形式差别，推动学术评价回归培育学术精品、培养学术人才、推动学术良性发展的本质追求。
坚持成果质量至上。学术研究的至高追求是探寻真理，学术评价的唯一标准是成果质量，质量标准的核心要素是创新水平与科学价值，应该纠正重数量轻质量、重理论轻应用、重引用轻效用、重论文轻其他成果等错误倾向。
坚持促进学术发展。检验学术评价成功与否，根本在于是否促进了学术的真正发展，而不是助推学术的虚假繁荣；是否发展了真正的学术，而不是制造学术垃圾。
坚持科学客观公正透明。学术评价科学才有影响力、客观才有公信力、公正才有说服力、透明才方便监督。
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到碳减排、清洁能源等绿色低碳领域。据相关机构研究测算，要实现碳达峰，我国每年的资金需求超过3万亿元。当前，我国气候投融资方面存在渠道狭窄、投融资来源不确定、区域发展不均衡等问题。传统金融机构提供的低碳减排融资无法满足我国低碳转型发展的资金需求，亟须发挥绿色金融的导向作用，吸引更多社会资本流入绿色低碳领域。
建立以碳达峰、碳中和为导向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将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融入金融机构发展理念、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等顶层设计，强化对低碳发展领域的金融政策支持，推动绿色金融尤其是气候投融资市场发展，鼓励金融机构参与开发低碳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绿色金融产品必一运动B体育。
完善以碳达峰、碳中和为核心要素的投融资标准体系。建立低碳领域绿色投融资的标准体系，包括低碳项目标准、气候信息披露标准、低碳绩效评价标准等。
建立以碳达峰、碳中和为导向的绿色金融激励机制。改善绿色低碳产业和项目的投融资环境，引导资金向应对气候变化、低碳排放的产业和项目倾斜。
推动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目标的碳排放权和碳金融发展。加快推动建设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立制度化的总量限制、价格调控机制和碳市场定价规则，强化碳市场的金融属性，健全碳市场风险管控机制，逐步扩大碳交易市场的行业覆盖范围和主体覆盖范围。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数字经济应当在这个过程中有所作为。
从技术细节上看，减碳是非常复杂的工作，但从本质上看，它的原理却相对简单。一方面就要“控增量”，减少碳氧化物的排放量；另一方面则要“压存量”，把大气中存在的碳氧化物吸收回来。
在“控增量”的三条思路中，数字经济在前两条都可以大有作为。首先，数字经济可以帮助减少不必要的经济活动。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很多原本在线下进行的活动都可以在线上进行，这就可以将由此产生的碳排放大幅减少。其次，数字经济有助于实现能源的优化利用。这种效应表现在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数字企业本身正在积极利用新技术优化能源消耗。第二个层面，是数字企业可以将自己的技术能力输出，助力其他行业优化能源消耗。第三个层面，是数字技术有助于推进碳交易市场的培育。
除了帮助“控增量”外，数字经济对于“减存量”也很有帮助。首先，数字技术有助于提供相应的激励，引导人们更多地植树造林。其次，数字技术可以帮助资金向研发和应用碳捕获、碳利用技术的企业流动，为其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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