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城市化进程，促使地名规划的产生，地名规划应属于城乡规划体系中的一种专项规划，在满足新城规划区对地名需求的同时，要保护地名文化遗产。北京通州、大兴和平谷三座新城的规划建设与地名的演变特征，具有典型意义。新城地名规划以历史地理学为理论基础，采用不同的技术路线，塑造特色文化的城镇地名体系。

　　地名承载人与环境的关系，蕴含社会记忆，作为无形地标，是居民意象中不可或缺的元素。1992 年联合国第六届地名标准化会议9号决议：地名有重要的文化和历史意义，随意改变地名将造成继承文化和历史传统方面的损失。并于2007年第九届会议确定地名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近年来的快速城市化进程，城镇建设用地迅速蔓延，催生了大量没有文脉的新地名，历史地名却成批量地消失。同时，居民无法认同新地名，削弱了地名的文化归属感，城镇地名规划便应运而生。

　　国际地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土地利用和环境变化方面，如Angela Melville研究了澳大利亚摇篮山—圣佳尔湖国家公园地名命名，显示了自然环境的变化过程。通过地名研究民族宗教、政治运动也是热点问题，如Derek Alderman研究 MLK 街纪念马丁路德金的意义。还有殖民、人口迁移方面，如George Stewart 通过回顾北美殖民过程来分析美国地名命名的历史。

　　在地名应用方面，国内学者的研究注重于实务操作方面。以“地名规划”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期刊库中检索，自1989年至2012年相关研究文章得到71篇，研究方向主要分为地名规划的归属问题，地名规划编制程序、原则、案例，地名设计与地名文化遗产保护。

　　国内对地名规划领域的研究在理论高度上亟待提升，地名问题具有多学科的属性特征，利用相关学科理论进行综合研究，促进地名规划的编制更加科学与规范。地名文化遗产如何保护与应用需要深入广泛地研究，对城市文脉、历史街区的复兴以及居民的认知都有深远的意义。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 年）》设计了11座新城，包括通州新城、大兴新城和平谷新城。通州新城确定为北京东部发展带上的重要节点，是面向区域的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服务新城，也是北京参与环渤海区域合作发展的重要基地。金代，北运河漕运兴起，通州成为漕运重地，1151年改潞县置通州，取“漕运通济”之意。自此因漕运事务，通州的经济政治地位更为突出，成为京杭运河北端的漕运枢纽和仓储要地。因此，通州产生了大量与运河漕运相关的地名，形成了通州地名文化的特色。

　　大兴新城定位为北京未来面向区域发展的战略性节点，是北京重要的物流中心，现代制造业和文化创意产业的重点培育地区。大兴县最早为金代迁都燕京后的附郭县，直至民国时期沿袭不改。1935年，县治迁出北京城，先后经北大红门、南苑、青云店等地，最终于1954年迁入黄村。大兴区西部属于永定河洪泛区，东部属于皇家园林，元代为放马飞放泊，明清时期为南苑。清末南苑开禁，促使大量堂庄地名出现。

　　平谷新城定位为北京东部的都市型工业、现代制造业、物流及休闲度假基地。平谷境内三面环山，中间是小盆地，泃河与洳河屈曲相流，上宅、北埝头发现著名的新时期遗址“上宅文化”。西汉置平谷县，北魏之后或废或置，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复置平谷县，沿袭至民国时期。平谷地名整体上突出体现了秦汉及其以前的文化特征。

　　三座新城作为北京市区域发展和空间布局的重要节点，规划建设用地大量增加，都比较迫切需求地名规划。这三座新城的发展历史和地名的生长过程各具特色，代表了三种类型，通过比较分析，有利于地名规划的理论升华。

　　三座新城地名规划以历史地理学为理论基础，根据各新城地名特点和发展需求，采取不同的规划思路（表1）。通州独具特色的漕运文化地名，地名规划重点在于保护和传承地名文化遗产；大兴地名规划采用城市意象理论；而平谷地名规划，注重居民的地名认知，进行问卷调研和实证分析。

　　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的地理问题，复原过去的地理环境，并探索地理环境演变的过程。地名作为历史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对呈现过去的土地利用、环境变迁、人口迁移等方面具有关键的作用。

　　新城地名规划中利用“水平横剖面”法研究三座新城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地名空间结构，绘制“地名原点图”。所谓“地名原点”，即通过梳理档案、方志、古地图等历史文献，以及碑刻、墓志等考古资料，经实地考察，确定地名最初的发展点，能够清晰地辨认地名的出现、成长、迁移、扩展、消失等发展过程，确切地了解区域地名的发展脉络与文化特征。这是新城地名文脉的延续、发展定位，以及构建特色地名文化景观的必要途径。

　　新城规划的建设用地主要集中在城郊村庄地区，“地名原点图”主要将村落地名与同比例尺的地形图、规划图进行叠加校对，即可以保存面临拆迁村庄的空间形态，在新地名设计时，又能够比较精确地定位。

　　通州是地名文化遗产的集中区域，尤其是与漕运相关的地名，种类繁杂，需要甄选这些地名文化遗产进行新地名的设计，地名评价模型能够相对科学地分辨出地名文化遗产的重要性等级。

　　地名评价模型，依据系统性和整体性原则，选取地名产生与使用年代、历史文化意义和感知度三个一级指标，划分11项二级指标、34项三级指标，并按照0~5赋值，对每个地名进行加权计算，得分高的地名则重要程度高。评价模型如下：

　　其中，F代表某个地名的综合评价得分，评价指标为n项，为三级评价指标的得分，为二级指标的权重，d代表一级指标的权重。

　　根据地名发展的特征，通州新城划分为八个片区：老城、张家湾、潞城、宋庄、高楼金、永顺、河东。使用地名评价模型对所有的存量地名进行评价，按得分高低分为三级保护名录（见表2，一、二级保护名录），并在地名设计时优先使用。如新城的主干路和次干路选取一级、二级保护名录中的地名命名，支路选择三级保护名录中的地名命名（图3）。

　　城市空间由实体空间和认知空间组成，地名属于认知空间形成的重要元素之一，具有位置关系、情感寄托的综合特征。K.Lynch 的城市意象研究，将城市意象分为地标、节点、路径、区域、边界五个要素，绘制城市意象图，体现了城市居民对城市实体空间的头脑处理过程。霍婷婷、王茂军通过调查居民地名的认知率研究了北京城市认知空间结构。

　　大兴新城地名规划中根据地名发展特征，将城市意象五个要素引入地名设计过程，转化为地名意象五个要素。首先，铁路、五环路、六环路和京开高速路将新城分割成九个部分，可以作为地名边界。其次，确定新城地名文化特征的区域要素，选取新城中认知率较高的历史地名，设计片区名称。芦城为西汉阴乡县旧址，代表附近区域汉代旧县的文化特征；北臧村为元代居民点，代表附近区域元代村落的文化特征；天宫院为金代皇帝狩猎驻跸点，具有金代旧城文化特征；黄村在明清时期为北京的南路知厅治所，为明清城属；西红门、团河属于清代的南苑，具有皇家园林文化特征。

　　地名意象的地标一般为大型公共建筑名称，如黄村火车站，作为地铁4号线的站名同时具备了地标和节点的功能（图4）。地名认知的路径，即道路名称，因为居民对新地名认同度比较低，而更习惯使用历史地名，所以采用“坐标轴”命名形式，进行地名设计。横向道路为历史地名，通名为路，纵向道路为新地名，通名为街。这样新老地名有序交织，便于居民的认知定位。

　　通州新城和大兴新城地名规划是自上而下的方式，即通过专家、政府角度进行规划，没有充分考虑居民的诉求。平谷新城地名规划中，尝试采用自下而上方式，在调研居民地名认知的基础上进行地名设计。

　　通过问卷调查和半结构访谈，对平谷新城居民进行地名认知调研。调研时间自2012年3 月1日至2012年4月30日，共发放问卷150份，回收有效问卷145份，回收有效率97％。问卷设置3项一级指标：平谷现有地名的认知、平谷新城地名诉求和地名命名方式；设置19项二级指标，以李克特量表形式进行问题设计（表3）。

　　受访者男性占42.8％，女性占57.2％；年龄结构，41.4％的人集中在31~40岁，33.8％的人集中在18~31岁；本地出生的居民有128人，占 88.3％；月均收入3000~5000元的受访者最多为69人，占47.6％。

　　受访者教育水平大部分集中在本科或大专学历，有94人占64.8％；受访者职业分布中，在合资、外企工作的人最多，有58人，占 40.0%，而在党政干部、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工的受访者相对均衡，分别为26人（17.9％）、19人（13.1％）和18人（12.4％）。

　　本文采用SPSS18.0统计软件，对调研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利用主成份法提取主因子，KMO 统计量值和巴特勒球形值通过检验。首先，按照特征值大于1的原则，提取6个主成份因子。其次，以方差极大正交旋转对主成份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旋转，得到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表4）。一般情况下，某个指标在某个因子上的载荷值大于0.4，或这一指标某个因子上的载荷值是其他载荷值的2倍以上，就能够归入这个因子中。

　　根据因子分析的结果，将19个地名认知指标重新调整归纳为6项指标（表5），在地名规划中需要首先考虑继承平谷城区现有地名的优良特征，并充分保护和利用地名文化遗产。新地名设计时，要保证地名的整体性和清晰的读音，减轻记忆负担。关于地名的命名方式，首先选择以方位序列的命名方式，少量地名以数字序列方式进行命名。

　　（1）研究的局限和问题。关于地名的研究涉及多个学科，本文主要以历史地理学为理论，在分析区域地名演变与发展的基础上进行地名规划的探讨，有待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地名是城镇居民认同空间，现有的地名规划基本上都是“自上而下”的方式，忽略了居民的诉求。平谷新城地名规划尝试“自下而上”的方式，考虑居民的地名认知情况，下一步将扩大调查的样本数量，增加居民参与的广泛度和深度。

　　（2）地名规划的困境。在管理体制方面，管理地名的机构，除了北京、上海、天津、深圳等城市在规划部门外，基本上都在民政部门，而且大都与其他机构裁并，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资源共享的障碍。此外，地名规划过程中还需要良好的公共决策机制，如何增强居民的参与度，以减少“行政意志”的影响。在法规方面，关于地名管理方面的法规有《地名管理条例》（国务院，1986年）和《地名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民政部，1996年），已不能涵盖地名规划的相关事务，规范地名规划的管理法规亟需出台。

　　（3）地名规划的未来。地名规划与城乡规划关系密切，应作为城乡规划体系中的专项规划，可分为地名总体规划、地名详细规划等，根据城市地理、历史、经济、社会习俗和城市性质、发展方向等，规划具有地域特色的地名体系。地名规划在满足快速城市化对地名需求的同时，又保护地名文化遗产，维持城市特色文化城市与居民文化归属感。将来可与社区管理、物流、公共安全、消防等其他公共资源建立统一数据库，提供高效的城市管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