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都城史上，在统一王朝肇始时期创建的隋大兴城、元大都城，以其整齐的规划、宏大的规制而受瞩目。相对而言，偏居一隅的南宋临安城虽以西人马可·波罗等对城市景观的赞美而闻名于世，但其在城市布局方面重要的历史价值却未能彰显。事实上，南宋临安城既以地方城市改建，又位于南方地区，适处中国古代社会从中期向后期转变的历史阶段，这些因素都促使其在中国古代都城史上占据特别的地位，具体表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在女真人强大的军事压力下，宋廷被迫南迁，经过在建康、绍兴的短暂逗留，最终将行都设立于临安。迁都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不乏其例，魏孝文帝之迁洛阳，金海陵王之迁燕京，都是从政治大局考虑做出的主动抉择，新都虽然是在旧城的基础上建立，但却施行了新的规划。
在政治理念层面，南宋仍将开封奉为名义上的首都，而以临安当作过渡性的行在。对旧城格局权宜改造、逐步调整，这是各项行都建设事例中体现出的原则。因此，南宋临安城沿袭了吴越以来杭州城的街道系统未作改动，但又安插了宫苑、坛庙、中央官署等原本作为地方城市所不具备的新要素，使其在城市规划上呈现出与历代都城有别的特殊面貌。
街道系统是城市基本规划的直观表现。南宋临安城在御街等南北向主干街道两侧平行排列着东西向的小巷，从而构成了纵街横巷式的街道系统。这与中原北方地区多见的大小十字街式街道系统不同，是晚唐以来南方地区特别是江浙一带更为流行的样式。比较典型的实例还有平江城、绍兴城、温州城、台州城等。
平江城（图1）近长方形，街道比较规整，在四条南北向主要河道的两侧都有纵街相傍而行，彼此之间又以东西向平行排列的横巷相连接，横巷一侧也有河汊相傍。绍兴城（图2）近纺锤形，城内有三条南北向主干纵街，两侧平行密布东西向横巷，纵街横巷之侧均有河道伴随。温州城（图3）近四边形，城内有两条南北向主干纵街，州治前另有一条较短的纵街，两侧平行排列东西向横巷，纵街横巷之侧均有河道伴随。台州城（图4）近长方形，城内有四条南北主干纵街，两侧均为东西向平行横巷。
对于这类纵街横巷式的街道系统，宋人曾有精到的描述：“温州并南海以东，地常燠少寒，上壤而下湿。昔之置郡者，环外内城皆为河，分画坊巷，横贯旁午，升高望之，如画奕局。”温州城与平江城、绍兴城类同，街巷与纵横交错的河道相结合，构成前街后河、水陆并行的交通网络。而临安城是南北交通的重要节点，纵向的河道更为发达，缺乏东西横向联系的河汊，所以只有纵街傍河而行。这是因地理环境不同而形成的细小差异。
中国古代都城之采用纵街横巷式街道系统，南宋临安城是较早的实例之一。北宋开封城由唐汴州城扩建而成，金中都从唐幽州辽南京城拓展而来，旧城部分街道系统均受到里坊制影响而留有大小十字街式的印记，其新城部分始采用纵街横巷式。至于完全以这种街道系统来规划全城，则实现于元大都。
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对礼制性的重视。南宋临安城作为由地方城市改造的行都，新增的宫苑、坛庙、官署难以按照理想原则统一规划建设，只能利用官方掌控的个别地段安插调整。并且，行在所的性质也使得各项建设多以实用为宗旨，从而降低了对礼制性的要求。如下诸项所示：
（1）皇城以州治所在的子城改建，偏居全城南部。皇城的南门丽正门仅在礼制活动中作为正门使用，在日常活动中由北门和宁门承担内外交通职能，由此形成了皇城坐南朝北的特殊格局。子城倚靠地势比较险要的山地，位置偏居全城南端，这符合隋唐地方城市子城或衙署不居中而多偏于西北隅的惯例，与皇城靠北居中的京城相比实则等而下之。
（2）宫殿布局较为分散，有大致的功能分区，但没有整体上的轴线。建筑数量大为省并，仅以崇政殿、垂拱殿两组为主，前者随事易名为文德殿、紫宸殿、大庆殿等，以承担不同的功能。建筑规制也有意降低，新建的崇政殿、垂拱殿亦不过面阔五间八丈四尺，“其修广仅如大郡之设厅”。
（3）坛庙分布不甚规则，太庙在御街之西，社稷坛在御街之东，大致符合左祖右社的原则，但实际上两者南北距离甚远，并不对称。徽宗时创立的明堂未予复建，循仁宗时旧例以大庆殿代替行礼。圜坛必一运动、太庙等建筑规制均有所降低，丈尺予以减杀，远逊于北宋旧制。并且附属建筑多不正式修盖，而是采用行礼时临时绞缚的方式。
（4）皇城内空间有限，仅作为宫城使用，不再安排中央官署，而是将其就近布置于皇城以北御街之侧。由此改变了隋唐都城中宫城在北安置宫苑，皇城在南排布官署的格局。
（5）官署多以寺观改建而成，范围陆续有所调整，因而占地不甚规则，等级也不明显。只有秘书省系以空闲地段全新规划修建，呈规整的长方形，其中路院落纵横200×38步，是探讨南宋中央官署建筑规制的难得实例。
（6）全城缺乏明确的中轴线。将连接皇城与景灵宫的主干街道设定为御街，具有中轴线的象征意义，但其本系杭城旧街，走向曲折，宽度有限，穿行于市井阛阓之间，其经济意义实际上更为重要。
南宋临安城由地方城市而建为行都，政治地位提升的同时，随宋室南迁而来大量官员、士民、僧道、军队等人口，这在经济层面引发了很大影响。城市不再是向北方漕运供给的节点，而成为南方地区商品流通和消费的中心，各地物资均向此汇聚，经济角色发生转变。
临安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这也是将行都确立于此而非建康或绍兴的重要原因之一。发达的运河体系构建了与三个主要方向相联系的交通脉络。北方苏、湖、常、秀平原之米，由新开运河而来；西南严、婺、衢、徽山地之柴木果品，由龙山河而来；东南温、台、明、越海滨之水产，由贴沙河而来。
城外近郊运河沿线由此受经济因素刺激而聚集了大量的人口。绍兴十一年（1141），城之南北已是“人烟繁盛，各比一邑”，遂在浙江、江涨桥这样的航运枢纽地点分别设置城南左厢与城北右厢，以便管理。宋亡之后，杭州恢复为运河沿线地方城市。作为京杭运河的起点，城北湖墅一带仍较发达。而城南运河却日久淤塞，虽经浚治，终因河高江低，无法通江，附近地段便转而萧条。
因此，南宋临安城作为行都，尽管其城市规划在礼制性上表现不够充分，却因经济中心地位的确立而使城外近郊因交通之利获得了很大程度的发展，以致趋于城市化。如此一来，城垣作为分隔城乡界线的意义就变得相对淡薄，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
（本文摘自刘未著《南宋临安城复原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8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